影响力投资圆桌会议

       -l Jacqueline Novogratz, 纽约商机基金创始人和CEO(Acumen Fund)

　　-l álvaro Rodríguez Arregui, Ignia 合伙人共同创始人和执行合伙人和康帕多银行(Compartamos Banco)主席

　　-l Katherine Milligan, 斯瓦布社会企业家基金会北美和中东区负责人

　　-l Johanna Mair,社会创新全球议题理事会主席、西班牙IESE商学院、《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学术编辑

　　-l Iftekhar Enayetullah, “关注废弃物”(Waste Concern)共同创始人、主任

　　-l Asad Mahmood, 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全球社会投资基金执行董事

　　影响力投资领域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组织和资金。有人估计，目前已有大约200个注册影响力投资基金，许多基金会(如洛克菲勒基金会)、网络(如“全球影响力投资网络”—Global Impact Investing Network和“阿斯彭发展企业家网络”—Aspen Network of Development Entrepreneurs)和主流金融机构(包括摩根大通)在这个领域中非常活跃。影响力投资甚至有自己的会议——社会资本市场——今年秋天在旧金山其吸引了来自56个国家的1400多个参会者。

　　然而，影响力投资者是一个非常多元的群体，对于合适的经济回报和社会回报有着广泛多样的预期。一些投资者之所以被吸引，是为了通过投资具有社会使命的企业希望获得良好经济回报。围绕绿色科技所掀起的投资热潮可谓其最佳范例。还有一些人是想获得比纯粹的慈善行为更具持续性的影响力。投资于努力改善发展中国家穷人健康状况的社会企业是这种做法的最好例子。

　　尽管影响力投资数量和范围的不断增加代表着这个领域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而且对于社会企业来说是成长资金的重要来源，但围绕着这个领域的兴奋——有时几近天花乱坠的宣传——却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忧虑。夸张的说法提升了对影响力投资提供超规模的经济和社会回报能力的预期，而这种预期并非总能实现。

　　为了更好地理解社会创新趋势，如影响力投资行业日渐增长的重要性，斯瓦布社会企业家基金会(Schwab Foundation for Social Entrepreneurship)与其姐妹组织“世界经济论坛”一起创立了社会创新全球议题理事会。这个由17个领先社会企业家、专业学者、慈善家和影响力投资者构成的团体定期聚会，探索影响力投资领域面临的重大问题。

　　在这个理事会关于影响力投资的讨论中，一系列重大的主题浮现了：影响力投资者需要成为自在的冒险者，在其运用的金融术语和工具方面更灵活;慈善和软资本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尤其当它开始形成或促进了小种子投资时更是如此;影响力投资者应该对投资对象所在的当地状况有着深入的了解，这样他们才可以扮演一个真正的合作伙伴。

　　在接下来的圆桌会议中，社会创新全球议题理事会的四个成员——Ignia 合作伙伴和康帕多银行的álvaro Rodríguez Arregui, “关注废弃物”的Iftekhar Enayetullah, 德意志银行的Asad Mahmood, 以及纽约商机基金的Jacqueline Novogratz——讨论了这些议题和影响力投资的其他重要问题。该项讨论由《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理事长Johanna Mair和施瓦布社会企业家基金会的Katherine Milligan主持。

　　约翰娜·梅尔： 人们对影响力投资的兴趣与日俱增，有些是为非常乐观的分析师报道所激发的，就像摩根大通的分析师所撰写的有关影响力投资市场的规模和盈利能力的报道。这种关注究竟孰好孰坏?

　　艾萨德·马哈茂德： 证明影响力投资的潜力对人们来说非常重要。但如果你谈论的只是可能性而非现实性，那么我们就会损毁和混淆市场，因为这些预期与现实不符。当我考察影响力投资后，我明白只有数量极为有限的社会企业能够吸引非捐赠资金。

　　从某些方面来说，这个领域变得热门是件好事，但你可以在小额贷款是是非非中发现某些类似的东西，其中许多声言都是潜在可能性，但我目前关心的是那种愿景有多大的现实性，它是在帮助这个行业还是毁了这个行业。

　　杰奎琳·诺佛葛拉兹： 我最大的担心是，有关影响力投资的主张往往以资本的潜在经济回报，而不是以为何需要投资这些资本作为切入点。这种风险在于，其关注焦点是以经济回报作为目的本身，而不是作为解决棘手的重大社会问题的工具和手段。目前的争论往往为组织可以获得的经济回报，而非组织目标以及实现这些目标的最佳资本结构所框定。我认为，如果我们围绕着后者来设计影响力投资，这一争论会更有效。

　　伊夫特哈尔·埃纳耶图拉： 我发现，资助者看待这些问题的角度的确差异很大。 跟捐赠者打交道与跟投资者打交道之间存在着天壤之别。当我们跟联合国发展计划署(UNDP)或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打交道时，他们首先看重的是该项目对发展产生的影响力。当我们坐下来，与他们商谈时，在他们考察财务时，他们首先想考察的是对发展产生的影响力，譬如该项目是否正在实现联合国千禧年发展目标。当弄清楚该项目符合这个发展目标后，他们才开始考察财务问题。但他们的切入点是对发展产生的影响力。

　　然而，当我们与投资者讨论同样的计划时，他们首先想考察的是财务数字和商业计划。他们想了解多久可以收回投资，是否自己的假定是正确的，看看有什么办法降低这个项目的风险。如果这个项目牵涉碳排放信用额度，他们想知道如果《京都议定书》谈崩，我们的计划是什么。只有在考察了这些财务问题后，他们才会接着考虑该项目的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所以，不同资助者切入这些投资问题的方式存在着根本差异，当我们与不同的投资者讨论同样的项目时，我们不得不采取不同的方法。

　　阿尔瓦罗·罗德里格斯·阿雷吉(álvaro Rodríguez Arregui): 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是，许多投资者在询问合适问题前，首先提出财务方案。他们说的第一件事是“我们提供了补助金”，“我们提供了股权”或者“我们提供了贷款。”这不是正确的方法。你首先需要考虑该组织试图解决的问题，考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什么样的干预，然后再考虑需要什么样的资本。作为一个资助机构，你需要有不同投资工具的组合，并采取相应的办法。

　　在许多方面，我们一直未能吸取工商界的经验教训。在工商界，你首先浏览这个项目，接着思考该如何着手这个项目，然后决定该如何资助这个项目——股权投资、借贷、准股权投资等等。然而，这是你最后要回答的问题。我看到社会领域中采用这种方式的唯一资助者是奥米戴尔网络(Omidyar Network)。

　　凯瑟琳·米利甘(Katherine Milligan): 各种各样的创业型企业都有生命周期，因此在不同发展阶段需要不同类型的资本。在社会融资部门，这一生命周期是如何呈现的?

　　诺沃格拉茨:我们以米糠电力系统(利用丢弃米糠生产低廉再生电力的一家印度公司)为例。在发展初期，存在着许多不确定性和风险，能够起作用的资本类型只有补助金或天使投资(angel investment，权益资本投资的一种形式)。

　　第二个阶段是长期资本投资(如股权投资或借贷)发挥重要作用的阶段。这依然是高风险阶段，不过这时你至少可以试验这个产品，并建立某种假定，而这个假定是以对客户和市场的较透彻的了解为基础的。你冒着商业上的风险，你仍然必须与腐败、糟糕的基础设施，以及厌恶风险、积习难改(如使用煤油或砍伐森林来发电)的客户(他们一天只挣几美元)斗争。在能源领域，这个阶段可能持续2-7年。

　　以米糠电力系统为例，令商业模式生效的唯一途径是降低终端客户的价格。印度新能源和再生能源部给每家新电厂提供了建设补贴，使其经营模式能够不亏钱，能够给扩大再生产提供足够的利润。慢慢地，利润变得微薄，但目前他们正逐渐在寻找更多以市场为导向的资本。米糠电力公司现在供电给印度比哈尔邦15万低收入村民。

　　梅尔：大多数基金会着眼于提供补助，但它们也可以提供资金给那些致力于社会变革的组织。这些替代方式有那些呢?

　　罗德里格斯·阿雷吉: 在社会领域，人们必须明白有些干预绝不可能采取商业方式，但干预是需要的，因此通过补助金和其他捐赠形式继续资助这些项目是重要的。但目前我们得关注那些可以在商业上获得成功的模式，我常常会说，“为什么你不建立一个营利组织，这样你可以拥有一个基金会，可以给予你项目投资而不是补助金?”如果一个基金会给予你100万美元的股权投资而不是100万美元的补助金，那么这笔钱可以做同样的事;它可以让你尝试证明你的模式在商业上是可行的。区别在于，如果那家基金会提供的是股权投资而不是补助金，如果该项目在商业上可行的，那么该基金会将拥有那份股权，并可以有利可图。

　　以提供补助金的康帕多(罗德里格斯·阿雷吉任董事长的墨西哥微贷银行)、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和世界银行扶贫协商小组(CGAP)为例，它们不拥有任何一份股权，当公司上市后它们也享受不到财务方面的好处。如果我们可以重新选择，我会说，“让我们一开始就创立一个公司而非NGO，让这些家伙做上百万美元的投资而非补助。”

　　唯一区别是风险。他们愿意进行投资，因为他们愿意承担风险。但我们可以这样说，“如果是非营利组织，那么它需要的是补助金，而非投资回报。”显然，目的不是获得经济回报。如果目的是投资于一项创新，就会有红利。如果公司获得成功，作为捐赠者你可以将盈余资本再投资，做更多的这些类型的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