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的职责是什么?赚钱，还是其他什么?
随着“公益公司”(一类必须对社会产生积极影响的新型公司)的兴起，以及2013年4月孟加拉血汗工厂坍塌造成人员伤亡，各界呼吁企业严加管理供应链之后，这个话题引发了热烈的讨论。
但这个话题并不新鲜。四十年前的6月，也就是1973年的6月刊《财富》(Fortune)杂志就刊登过吉尔伯特•伯克一篇有关“‘企业责任'风险”的文章。一方面，伯克援引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话称，企业的宗旨是实现利润最大化，而不是按他的说法，“用属于别人(即股东)的钱去解决社会问题”。
弗里德曼曾经说过：“商人没有钱可以花在社会责任上，除非他拥有垄断的权力。任何参与社会责任活动的商人都应立即遭到反垄断诉讼。”
站在这个巨大鸿沟另一边的是理想主义者们，伯克写到，他们“是自以为道德的极端”。这些倡导者们认为，除了“遵守法律，企业应当积极提倡减少污染的措施，扩大少数人权益，总体上成为模范公民，同时积极承担与模范公民相关的所有成本。
不过，四十年前的《财富》杂志也曾暗示，或许还有第三种方式;认同社会责任或许不只是意味着花钱。现实世界纷纷扰扰，社会责任能以自己的方式影响在这个世界中经营的企业的盈利状况。四十年后再来看看伯克文章中提到过的一些公司以及企业社会责任的普遍现状，这种观点似乎已经胜出。
《企业力量和社会责任》(Corporate Power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一书的作者、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教授内尔•贾克比是第三种方式的早期支持者。“我并不是要求企业光干活，不挣钱，”伯克援引贾克比的话说。“但政治力量就像市场力量一样真实，企业必须对它做出回应。”
对于旧金山Levi Strauss & Co.面临的选择，伯克就是这样定性的。“许多仰慕这家公司的人也都注意到了，它有3%的税后净利润来自精心挑选的社会责任项目，”伯克写道。但“Levi Strauss显然从这3%中得到了很多。它在一个非常开明的城市经营，市场品味受到年轻人的高度影响。因此，不管公司高管内心信奉什么，他们的社会责任支出看上去是相当有效的公关。”
四十年后，Levi Strauss的许多企业社会责任项目仍注重涉及旧金山政治的相关事宜。Levi Strauss & Co负责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副总裁迈克尔•柯博瑞说：“80年代初，我们是第一批认同、推行艾滋病教育和工作场所政策的公司之一。”1991年，“我们是第一家制订全面供应商规范的服装公司，要求合作伙伴达到劳工、环境、卫生和安全相关标准。”
但比较1973年和现在的企业社会责任做法，最大的不同在于，现在的公司探究这个问题时往往会超越公关层面，寻找那些最具商业意义的活动。公关效益当然是件好事，但这往往不是唯一目的。
柯博瑞举了个例子，即Levi Strauss形形色色旨在降低生产用水和能耗的环保计划。它们一方面或许能帮助这个星球，一方面也会降低成本，在竞争激烈的服装行业提升利润。
接下来是如何管理风险的问题。柯博瑞说：“1995年我们制订供应商水质指引时，很多公司，包括我们的供应商们，都质疑为什么他们得投资建设水处理设施。”但“今天，水已成为这个行业中的重要问题。”在有些国家，比如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关闭那些没有采取适当水处理措施的工厂。我们在倡导这些指引时，不仅改善了环境，也改善了业务。”
这个注重商业效益的案例帮助当代企业社会责任摆脱了伯克所担心的社会运动形式。1973年的伯克文章还记录了商业保险公司CNA Financial Corp.编撰的《企业社会责任细则》：详细介绍了can的建议，怎样才能让所有高管都参与到社会目标中来，进而让下属也参与进来。整个手册有点福音书的意味，似乎要展开一场全面的除恶战争。但是，这一切要花多少钱，谁来为此买单，这些问题似乎没人谈起，”伯克写道。
CNA公司企业传讯部副总裁萨拉•庞表示，四十年前的CSR“非常强调从上至下，采用的是指挥和掌控的形式。”几十年来最大的演变是“底层员工开始参与进来，共同形成和推动企业责任和策略。”CNA公司的员工可以在公司有业务运营的各个社区自行选择慈善和义工项目，然后，CAN公司再给予相应的支持。
为什么要这么做?分析显示，本地慈善可以为投入的每一分钱带来更大效应。庞说：“根据双盲研究，我们发现，在美国、加拿大和欧洲的社区中，购买保险的决胜局竞争中，积极参与社区活动的企业会胜出。”捐赠和义工服务让CNA的名字以一种更有效、更深入的方式出现在公众面前，而且成本往往还低于某些广告。
或者，正如伯克在1973年所述，“那些内心是不折不扣的建设者、那些对万能金钱拥有强烈渴望的企业高管们或许仍然会得出结论，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形象符合公司利益。”他引用诺贝尔奖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的话，在真实世界里，一家大公司“不只是可能会参与社会责任;它最好努力做好这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