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官方慈善因丑闻影响而遭遇信任危机之后，民间慈善被寄予厚望。近两年，随着政策的逐渐宽松，民间慈善呈现井喷式爆发。然而，民间慈善活动中变质变形也屡见不鲜，甚至借慈善而渔利、犯罪的事件也所在多有，民间慈善事实上陷入了野蛮式生长状态。(10月13日《半月谈》)
对于民间慈善事业发展的一个社会共识是，民间慈善亟需立法，亟需引入政府监管，以此强化民间慈善的规范度，树立民间慈善的公信力。
立法与政府监管当然是必需的。没有法律规制、制度约束与监管的公共事务必然陷入野蛮与混乱，纵然是慈善事业亦不例外。而尤其是慈善事业，所消费的是公众的爱心与善意，所承载的是社会的公德与良性，更需要以法律来保障、以规矩来扶持，方不至于走向其反面，而被别有用心者所挟持、利用。然而，民间慈善出离野蛮困局，仅仅依靠立法与政府监管还不够。
民间慈善之所以被寄予厚望，乃是因为民众对丑闻缠身的官方慈善失去了信心。而官方慈善，至少在现有的法制体系中，法规不可谓不少，监管不可谓不多，但依然在腐败与变质中沦陷，这就表明，至少现有的立法与监管依然不够。对于民间慈善来说，即便立起法来，即便监管加身，也未必不会重蹈官方慈善的覆辙，甚至可能会沦为官方的附庸，沦为死物。
再者，不客气地说，与其说民众不信任官方慈善，不如说民众不信任维系官方慈善公正廉洁的法规与监管制度。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便对民间慈善施以立法与政府监管，依然无法消弭民众的不信任、博得社会的认同。
那么，在立法与监管之外，破解民间慈善野蛮困局还需要什么?笔者认为，还需要社会及民众更广泛、更深度的参与。其意有二：
一、民众、社会以实际的行动参与到慈善活动的管理、运作、开展等各个环节中，以实际的行动真正肩负起慈善的具体活动，使得慈善真正成为众人之事，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目前，我们国家的政策虽然已经对民间慈善松绑，但无论是在实际中，还是在民众的认知中，慈善组织及活动仍然是少数人商略之事，这不仅导致民间慈善不透明性问题严重，也造成民众身体力行参与慈善缺乏渠道。主要原因还在于民间慈善活动依然太少，离普通民众的距离太过遥远，慈善尚没有内化在普通民众的生活方式中。
二、民众、社会参与对慈善组织的监管，督促慈善组织活动、财务公开化与透明化。如果对于民间慈善组织的监管权力仅仅在官方、在政府，那就很难消弭民众在官方慈善时代形成的对官方监管的成见，很难真正建立民间慈善的公信力。只有充分开放民间慈善内部财务、组织资料，充分引入民众以及社会的监管，民间慈善才有可能赢得公众的认同。
而上述二点要想实现，不仅需要民众自身的行动与责任感，更需要政府以更开放的心态、更宽松的政策真正激发民间慈善的活力，释放社会的慈善意愿，形成人人可行慈善、可参与慈善、可组织慈善的政策环境与社会氛围，使原本离民众生活相当遥远的慈善活动落地，使原本两三人商略的高大上之事改变为民众生活中的日常之事。如此，民众既有身体力行参与慈善的渠道，也有参与慈善的积极性，民间慈善方才可能摆脱不管就乱、一管就死的困局。而尤其需要警惕的是，官方出于对民间慈善现有乱象的恐惧，以立法为借口，收紧民间慈善的政策口袋，将民间慈善扼杀在其初始阶段。
